其前半部分发表于《法学论丛（法学論叢）》第166卷第4号（2010年）第109页、第167卷第1号（2010年）第39页。

(2)咨询会议的公开举行。(28)为此，必须通过制度设计避免专家在非专业性判断上发言。

(20)美国APA要求行政机关要详细列明其所制定规则的基础，在法院依据专断和反复无常标准对行政机关的规则制定行为进行审查时，法院反复要求，行政机关必须证明他们的决定具备审慎理性(careful reasoning)。如美国早在1972年就出台了《联邦咨询委员会法》，以保证各种形式的专家咨询机构建议的客观性以及公众在专家咨询过程中的知情权。(12)翁岳生：《行政法》，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7页。为此，要确保专家咨询的可靠性，必须明确专家提供咨询时所运用的方法。另一方面，要打破对于专家和知识的迷信，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和开放的决策结构，来实现行政决策的复合理性。

以传统合法性价值为核心构建的公法规则及法释义学体系，核心功能在于人权保障。认为专家证据要获得尊重，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这项理论或技术能否被验证。[26] 在日本， 2001 年3 月, 16 日国会通过的《独立行政法人等信息公开法》的第5 条规定了不予公开的信息。

[18] 448 F. 2d 1067 ( D. C. Cir，1971)。第一部分是以行政机关为规范义务主体，由前36 条构成。但是，此项企业信息公开制度与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不同。在《条例》立法过程中的前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中就存在着这样的思路。

但是，从新的角度定义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时，至少可以将以下的角度作为一个开始的视角，从而逐步深入发展。严格而言，该部分内容是以法( 规章) 的方式设定企业的信息公开义务，其并非与《条例》第37 条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义务相对应。

加拿大的《联邦信息获取法》也在行政机关的定义中，包括省之外的组织。在根据第37 条的要求，已经制定了相应管辖领域中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的部门，如教育部等，在其规定中也采用的是这种分类。由于通过解释确定第37 条的适用主体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同时，也决定着该主体须适用（ 参照）前36 条中的相关规定内容，而《条例》第13 条设定的依申请公开的内容，直接的适用义务主体是前36 条中的行政机关，这样，公共企事业单位也类同于前36 条规定中的主体行政机关。其次，申请人向公共企事业单位提出了申请的，如该信息已经提交给相关行政机关，即已经由政府获取的，则该被申请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可以自行公开，也可以向申请人告知该信息已经提交的具体行政机关，同时将该申请转交该行政机关。

此外，在商业秘密方面，公共企事业单位也同样会涉及到如同行政机关要面对的是否应公开的局面。该类行政主体与作为行政机关的行政主体的区别在于，它只不过是属于分担另一类行政活动的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机关而已。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在通常的情况下，行政法学往往只关注经典意义上的行政活动，即以（ 政府）行政权力支配为基础的行政活动（ 权力性行政活动），而第37 条则进入了非权力性的行政领域。1. 法定不予公开的信息 前36 条的基本规范是将不予公开的信息的类型予以法定化。

（二）不予公开的种类 针对第37 条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申请，在判断哪些应归入不予公开信息的范围时，也应以前36 条部分的内容为前提进行分析和推导。该申请自被移交起，适用条例前36 条中规定的相应程序。

其次，内容②意味着至少公用企业属于第37 条规定的公共企事业单位，而是否属于公用企业，则由成文的规章明文规定。在至今为止围绕《行政诉讼法》讨论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概念，源自《行政诉讼法》第25 条第4 款前句。

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在此前提下，才设置了但书规定的裁量公开规定，通过对私的领域公共介入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前者领域中的应适用公开的例外区域。其次，如采用职能类同的解释路径，则首先需要论证与职能相关的行为（ 即拒绝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或者作出不予公开信息的决定的行为）是否是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转引自宇賀克也『情報公開法――アメリカの制度と運用』、日本評論社2004 年第202 頁。当然，如果在组织法的规定与公司设立和注册或工商登记许可之间存在着具体的有关特定公共服务事项的立法的话，则授权可以体现得更为明显。但无论如何，判决首先需要判断的是其中针对南阳联通这样的通讯公司是否属于《条例》规范对象的问题。

这里，所谓前36 条适用优先意味这样的基本内容: 首先，在可能涉及到适用第37 条的事项时，尽可能将有关的信息解释至前36 条的适用范围之中去，以便在前36 条的管辖范围中讨论相关信息是否可以予以公开。同时，根据同样的理由，即使有关的主管部门尚未制定相应的具体办法时，在处理相应领域中的信息公开申请时，理所当然应根据前36 条内容的规定，推导出能够适用于相应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事项，而不能以具体办法尚未由有关主管部门制定而不承担公开的义务。

参见笹倉秀夫『法解釈講義』、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年，第3 － 6 頁。即从被诉的是学士学位授予行为，该行为是根据《教育法》第21、22 条和《学位条例》第8 条的规定，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才能做出，因此，作出该授予行为的高等学校具备被告适格的要件。

（ 二十）公共企事业单位要以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心的内容为重点切实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归纳而言，这样确定的信息公开义务主体，与《条例》前36 条的规定相比较，其完全归属于第37 条规范的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行政范围之内，就属于相应的行政机关管辖权限范围之内的事项的承担者。

原告因此要求法院确认被告该行为违法并责令被告作出答复。考察《条例》前36 条中的有关主动公开的条款内容 [23]发现，涉及到政府对外权限、公民法人社会组织义务方面的信息，必须列入最为需要主动公开的事项。从第23 条的内容可知，但书规定建立了裁量公开制度，在衡量了前后两句中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之后，该条确立了在保障公共利益优先的基础上，应公开第三方信息的制度。[18] 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在类似于我国《条例》中公共企事业单位如何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方面，立法例中的义务主体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并不限于组织法上狭义范围之内的概念，而是注重实质判断，从广义的概念出发，即从功能上理解何为政府或行政机关。

如前述事例首都机场高速路收费案中就遇到了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企业是不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公共交通等公共企事业单位中的‘公共交通是否包括‘经营性收费公路等争议问题。在《条例》前36 条部分的规定中，第14 条第4 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同时，《条例》第8 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其次，由于《条例》规范的重点在前36 条的内容方面，第37 条是其延伸扩展适用部分，即信息公开条例的主体是政府公开责任，公共企事业单位只是在该条例延长线上的责任，因此，在解释如何处理协调此双可申请时，应以此为基本立足点，尽可能从强化前36 条中的政府所承担的责任方面寻找基本的处理思路，这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条例》所建立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统一和有效性，避免《条例》被随意地分割成两个彼此无关的独立部分。

其三，与组织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不同，企事业单位本身具有自身的经营业务范围，即属于企事业单位私的范围。[22]采列举主义的立场，即在最初阶段将第37 条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这些明文表述的范围之内。

这些规定与《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第5 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信息内容基本一致。松井茂記『情報公開法』、有斐閣2001 年第78 頁。2. 公共企事业单位特有的不予公开的信息 除了前36 条可适用的法定不予公开的信息之外，由于公共企事业单位本身与政府或行政机关具有不同的属性，尤其是在其本身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情况下，在从事的活动中，公共企事业单位的活动应可被划分为属于法人本身的事务和属于对外的公共事务两大类型。荷兰《行政公开法》中，行政机关的定义中也包括了公共企业。

上述几个主管部门和机构在各自的信息公开规定中，对于作出公开信息方面，尤其是在依申请公开方面，除了在程序设置方面，例如申请人的资格要求上较之《条例》前36 条的规定内容有少许不同，且有更为严格的要求之外，在不予公开的事项方面，基本上与《条例》前36 条的规定内容相一致。因此，第37 条所规范的事项，应该是属于公共企事业单位对外的，与服务的社会有接触方面的事项。

②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已界定邮政、电讯等行业经营者包括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属于公用企业（ 即公共企事业单位），应该按照信息公开条例公开有关信息。同时，公共企事业单位又接受业务主管行政机关的管辖，以及在相应业务活动方面必须接受相应领域的行政机关的管辖，由此，其相关的信息也会由这些行政机关获取。

其采用的对适用对象的判断方法，无疑拓展出了新的视角: 其一，即使在坚持适用既有的形式主义标准的情况下，在公共服务行政领域，形式的范围也与权力行政领域的不同，其无需具体明确行政权限行使的具体行政机关，而只需要广泛地说明相应事项属于政府的行政领域的范围即可。（一）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 在公开的方式上，从前36 条规定的结构上可知，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的区别主要在于程序方面。